在周琦看来，每个村子就是一个细胞，遍及乡村的“村医”不仅可以方便村民解决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小灾，还可以最先感受到公共卫生事件的萌芽。她说：“目前我们实行的是县、乡、村三级医疗体系，村医就在这个宝塔形架构的最底端，涉及面非常广。”

    但现状是，很多地区的“村医”每月的补贴也就２００元－３００元，他们收入的一大部分往往是依靠药品差价，“而在实行基本医疗制度改革后，乡村卫生院实行药品零差价，村民们肯定都去那里买药，这些村医的收入就更难保障了。”

    “村医”面临的困境还不止于此，周琦说，目前我国实施的执业医师考试制度十分严格，重庆市每年的通过率只有６０%－７０％，“有时候连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都考不过，更别提知识水平较差的‘村医’了。”

    为此，周琦建议说，国家能否对“村医”实行“另设考试、凭证执业”，但执业范围受到一定限制的方式；另一方面，能否考虑制定政策，鼓励大学生不仅当“村官”，学医的大学生也可尝试当“村医”，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农村缺医少药的实际情况，也为将来的发展积累专业经验。